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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人在上海被边缘化首先体现在就业上。”王国良继续介绍。

        除了长期操持所谓的下等职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北籍产业工人虽然也逐渐出现在上海早期的近现代工厂，但几乎在所有行业门类中，江南人或广东人都牢牢占据着报酬优厚、讲技术、有发展的岗位，艰苦繁重的岗位才交给苏北人。但是一旦爆发工人运动，哪怕组织者实际上大都是江南人，工厂主还是倾向于首先解雇苏北人。

        比方讲，1931年苏北发大水，就至少有7万苏北人逃难到上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没多少文化的赤贫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物，并伴有方言差异，在上海只能做最简单的劳工和当地人不屑的低等职业。

        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来形容“伺候人”的苏北人：切菜刀，烧菜的、修脚刀，澡堂子的和理发刀，剃头的。

        这些难民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没有一技之长。在上海，当时这批移民中的绝大部分男性只能从事黄包车夫、码头搬运工、工厂工人、小皮匠、环卫工、理发师、搓澡工等非技术性的工作，成为繁重底层劳动力的主力军。

        这些工作社会等级低下，收入微薄，本地人和江南人不愿意从事，大部分被苏北人承担，时间一长，就自然而然的受到了歧视。

        伯父插话：“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十有八九是苏北人。”

        王国良继续介绍，而苏北女性的状况也相当糟糕，在烟草行业苏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烟叶部门，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

        说不好听一点，即使是做妓女，和上海大多数行业一样，原籍也是决定娼妓业等级的重要因素。第一等的“长三”一定是江南人，而苏北妓女作为最下等的人被叫做“野鸡”。娼妓中以苏北人为底层的等级与籍贯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北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分布结构。

        苏北人由于很少受过基本教育，因此普遍素质偏差，思想愚昧，文化水平落后，自然而然地受当地人和其他外来人，包括外国人的歧视，被人用“苏北腔”、“江北佬”、“江北猪猡”之类的蔑称吆喝着。

        还因为出来讨生活的苏北人，普遍赤穷，聚集在城郊和苏州河以北地区，住在用竹席、毡布土块搭建而成的“棚户区”甚至“滚地龙”中，俗称“苏北窟”。

        所以，长久以来，在上海人眼里，苏北人好勇斗狠，“刁滑”、“无赖”、“凶悍”、“肮脏”等的恶习依然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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