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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很明确了，人口和地亩数的不均衡、各个省的赋税标准又是固定数值的。

        要么，放权，让地方节度使因地制宜。

        要么，集权，让京城的朝廷出台一个全国公平的政策。

        相对于李芝远说的种种，英国公觉得既然肯定要实行，就不应该去考虑是好是坏，而是要考虑怎么样实行了。

        集权，对一个政权而言是难度很大的工作。

        尤其是摊丁入亩这样的事，就大顺朝廷的组织能力而言，更好的选择是放权，让各地节度使因地制宜，以省为单位，在省内调剂。

        或者……就真的如刘钰所说，培养一批皇帝直属的年轻人，充任空降的胥吏，进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田亩清查。

        李淦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看到文登州的情况，他心里已经有数，便把这个避开，只说了一句：“卿言甚是，天佑殿便是要考虑这些事的。”

        随后又把具体的问题，不动声色地化为了大而范之的内容。

        “朕所思，摊丁入亩是仁政吗？自然不是仁政。”

        “如其所言，亩税丁银，大部分还是加在了无地租地的人身上。若说得利，也不过是那些稍有些土地的自耕农、工匠、商人、雇工。富户不得利、佃户亦不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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