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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清朝农村地区主要秉持的是社会逻辑，并不关心国家逻辑，社会逻辑关注的焦点是农业生产、商品交易、当地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良好、家庭人口繁衍等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利益。国家的概念距离农民和士绅太过遥远，他们不可能以国家逻辑来思考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逻辑基本上分为民族主义逻辑和意识形态逻辑。这两种逻辑又都分为温和型与激进型两种，温和型提倡共处，激进型鼓吹有你没我。

        可是满清属于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以巩固政权和愚民教化为第一要务，以便维持这种奴化**统治。因此它的国家逻辑比较19世纪的世界各个已经完成开化的列强来说极度扭曲且愚昧落后，其实质是等级森严的官僚统治与满人贵族阶级统治相杂交的产物，以孔门儒家忠君思想作为思想控制的工具。”

        对现实的透彻分析并不代表能够解决问题，姚梵干脆从床上坐了起来，一双满负大志的眼睛洞察着房中的黑暗。

        “我所在的2011，中国的革命先烈们年纪轻轻干大事、年纪轻轻丢性命，创造了一个得来不易的国家逻辑与社会逻辑高度统一的现代国家政权，初步完成了人民民主形式的社会逻辑与国家资本逻辑的融合，可是在1875，我该如何改造社会逻辑？或者我应该利用这种固有的旧逻辑来首先实现对于社会结构的控制与社会实践的改造？然后再回头来改良社会逻辑？”

        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思考社会是一种乐趣。但若是以造反为出发点去思考，却是一种折磨。

        姚梵此刻终于感受到了中国历朝历代钻研屠龙术的牛人们的那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煎熬。可是那些古代牛人们跳不出历史周期律，以至于他们在屠龙术上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走政变流的路子，为高官显贵服务。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才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的屠龙术。

        如果自己没有明确的理论为指导，姚梵实在没有把握无头苍蝇一般的去造反。难道，仅仅武装起义就行了吗？仅仅甩一下浑身的王霸之气就行了吗？

        姚梵实在闻不出自己身上有什么像王霸之气的特殊味道。

        于是当晚姚梵彻夜未眠，在理论上一步步推演了造反的步骤、着眼点和主要抓手，每一步的指导思想和纲领，应有的破坏和建设。第二天一大早，他红着眼睛跳下床来，研墨后用毛笔写下了《论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作为这一夜谋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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